1934年深秋，中央红军历经湘江血战，从江西出发时的八万六千余人锐减至三万余人，疲惫已极，建制不整，却仍面临着蒋介石在湘西布下的严密包围圈。在这生死存亡的危急关头，毛泽东挺身而出，在湖南通道紧急会议上力主放弃北上湘西与红二、红六军团会合的原定计划，转兵向西，直指守备空虚的贵州黎平。

通道会议最终采纳了这一主张，中革军委于1934年12月12日十九时发出注有“万万火急”字样的电令，命令全军于次日西进并攻占贵州黎平。一纸电令，改变了三万余红军的命运走向。

黎平位于贵州省东南部，东与湖南省通道县相邻，南与广西三江县接壤，是连通湘、黔、桂三地的交通要冲。此地守备力量薄弱，仅有贵州军阀王家烈所属的地方部队驻防，正是红军跳出重围、争取主动的理想突破口。

中央红军兵分两路向黎平进军，右路纵队以红一军团和红九军团为主力，经新厂、溶洞进入贵州；左路纵队由红三军团、红五军团和红八军团组成，经团头、鄱阳向黎平前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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红一军团第二师第六团担任右路先锋，团长朱水秋、政委王集成率部从平茶经官团、界牌、马家团、猫耳塘攻入潭溪。在此担任阻击红军任务的黔军第7团，在红6军团转战黎平时即已领教过厉害，刚一交火便向十万坪溃逃。十万坪的守敌见败兵狼狈而来，有的未战先怯闻风即逃，有的稍作抵抗便争先恐后夺路而走，一路撤至城郊东北约五里处的五里桥，妄图凭借桥头及所修工事负隅顽抗。

五里桥是从湖南进入黎平县城的必经之地，五里河水湍急，两岸石壁突兀陡峭，地势十分险要。黔军在此盘踞已久，强迫全城老百姓每户缴三十个竹签，规格要求两端锋利，先用火烤，再用桐油或尿液蒸煮，既硬且毒，不完成或达不到要求者便要坐班房。几天之内，这些竹签便布满了城东的山间小道和红军可能经过的每一条路径。他们还在桥头西岸挖掘战壕，构筑碉堡，企图凭险死守。

1934年12月14日清晨约九时许，五里桥战斗正式打响。红军正面进攻，黔军凭险顽抗，双方交战甚为激烈，红军多次受挫。面对黔军坚固工事和毒竹签的层层阻碍，红军灵活调整战术：正面部队调来迫击炮猛烈轰击敌阵，炮弹在黔军指挥所附近炸开；同时派出小股兵力从下游涉水爬上对岸，抄袭黔军侧翼，一排手榴弹扔过去，打得黔军措手不及。

而此时，从中潮漂洞、羊角岩等方向包抄小路而来的一支红军小分队也从黔军背后发起猛攻，对固守五里桥的敌军形成了两面夹击之势。一时间军号齐鸣、枪声大作，黔军被打得四处逃散，红军直捣黎平县城东门外。约在上午十一点时左右，红一军团二师六团胜利进占黎平县城。这是中央红军进入贵州省后攻占的第一座县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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与此同时，中央军委纵队和红三、五、八军团一部，由湖南通道播阳进入黎平境内的草坪、洪州、地青、中潮，翻过羊角岩，先后于12月16日、17日进入黎平县城。黎平城四面环山，敌人没有修筑多少工事，红三军团逼近之时，部分守敌不战而逃，红军兵不血刃便顺利入城。

至此，红军把国民党重兵一下子甩在了湘西，敌人调整部署尚需时日，红军在征战两个月之后，第一次获得宝贵的喘息机会。

攻占黎平的战斗看似规模不大，却承载着极重的历史分量。它打响了中央红军长征入黔的第一枪，为随后召开的黎平会议创造了安全稳定的环境；而黎平会议作出的战略转兵决定，则使中央红军从根本上改变了被动挨打的局面，开始从被动转向主动。

当地群众形象地比喻道：“一根挑起过红军长征重担的‘翘扁担’，它使红军一进入黎平就看到了黎明。”由此，黎平作为红军长征入黔的第一站，又被誉为“曙光之城”。

从湘江的血火到通道的转兵，从攻占黎平的铁流到翘街之上的历史决议，中央红军一步一步迈向遵义会议的伟大转折。正如刘伯承后来在《回顾长征》中所言：“当时，如果不是毛主席坚决主张改变方针，所剩三万多名红军的前途只有毁灭。”而攻占黎平这场战斗，正是这段转折历史中不可或缺的第一块基石。

文字资料整理自贵州日报天眼新闻、黎平会议纪念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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